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(四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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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(四)    -- 田穎拓 (吉林大學應用技術學院) 
三 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 
01·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 
在今天的世界上,象中華文化這樣一脈相承的,也只有中華文化。所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,也只有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一脈相承,不曾中斷。也正是因為積于這一點,中國人對傳統(tǒng)文化情有獨鐘。 
我們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,大體離不開易學文化,離不開儒、道、釋文化,即儒學、道學和佛學。佛學之所以被稱為“釋”,是因為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印度佛學,而是被漢化了的佛學,即經過中國千百年流傳、演化,被中華文化重新詮釋過的佛學。歐洲文化,在很大程度上,是一種宗教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,所以在西方的歷史上,宗教爭端,又常常是戰(zhàn)爭的誘因。在東方,或者說主要是在中國,各種文化互相融通,數(shù)千年相安無事,這本身就說明中華文化的巨大兼容性,也正是因為這種兼容性,才使中華文化達到今天的博大精深。 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離不開易經和儒道釋這個主干,是因為它們各自擔負著自己的使命,相互交叉作用,共同維持著這個社會的平衡和穩(wěn)定。臺灣學者南懷謹對儒、道、釋三家,有一種比喻,他說:“儒家像糧食店,絕不能打。否則,打倒了儒家,我們就沒有飯吃——沒有精神糧食;佛家是百貨店,像大都市的百貨公司,各式各樣的日用品俱備,隨時可以去逛逛,有錢就選購一些回來,沒有錢則觀光一番,無人阻攔,但里面所有,都是人生必需的東西,也是不可缺少的;道家則是藥店,如果不生病,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會它,要是一生病,就非自動找上門去不可。”南先生在這里沒有談到易經,如果把儒家比喻成糧食店;把佛家比喻成百貨店;把道家比喻成中藥店,那么,易經就是超級市場。它幾乎成了中華文化的集散地,中華文化的任何一個支脈,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根,并且可以藉此證明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發(fā)揚光大。我們姑且不論此種比喻是否恰如其分,至少說明易學文化與儒、道、釋文化各司其職,共同維護著中國這個地大物博、人口眾多、民族繁榮、歷史厚重的社會。 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于中國社會發(fā)展,影響是巨大而又深刻的。用之于政治,可以治國安邦,譬如中國歷史上的盛世,都是內用黃(帝)老(子),外施儒術的結果;用之于經濟,可以富國強兵,譬如管仲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,就是陰陽文化和道家哲學的實踐結果;用之于軍事,可以百戰(zhàn)百勝,譬如中國的軍事家,從孫子到諸葛亮,都是陰陽學家;用之于個人,可以修身養(yǎng)性,譬如老莊的“無為”哲學,貫穿于中華文化始終,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士大夫,或者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(shù),實踐著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的信條;用之于社會,可以安居樂業(yè),譬如儒家的天命論,一向被統(tǒng)治者奉為正統(tǒng),道家的無為觀,一向被統(tǒng)治者視為至寶,就是因為它們一貫提倡知足常樂,使人人在社會上自安,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的安定;用之于科學,可以見微知著,譬如許多科學家的發(fā)現(xiàn)與發(fā)明,都曾經受到易經文化的影響,西方人萊布尼茨的二進位制的發(fā)明,美籍華人楊振寧和李政道的“弱相互作用宇稱不守恒定律”的發(fā)現(xiàn)等等,都有《易經》的影響;用之于藝術,可以美輪美奐,譬如中國水墨山水繪畫的寫意和抒情,中國書法藝術的出神入化,都曾經和正在陶醉著無數(shù)的世界名人;用之于設計,可以精美絕倫,譬如中國古代的渾天儀、司南等等,都曾經使世界歷史為之傾倒……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偉大和妙用,用它來解釋宏觀世界,可以知道,宇之表無極,宙之端無窮;用它來闡述微觀世界,可以明白,一尺之捶,日截其半,萬世不竭。 
中華文化對于世界的影響,也同樣是巨大的。我們先來看西方的哲學,黑格爾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哲學家,這位大哲學家在他的自傳中就承認,他所創(chuàng)造的“正反合辨證邏輯定律”,正是得自中國《易經》的啟發(fā)。并且在《哲學史講演錄》上,贊嘆《易經》說:“《易經》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!睋(jù)說,這位西方哲學家后來曾經感嘆地說,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全學透中國的《易經》!列寧曾經指出:“要繼承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事業(yè),就應當辯證地研究人類思想、科學和技術的歷史!保ㄒ娏袑帯墩軐W筆記》)。列寧在這里不僅是對哲學家黑格爾的尊重,也說明了傳統(tǒng)文化對于現(xiàn)代科技的重要作用。 
不僅僅是哲學,在自然科學領域里,中華文化也仍然具有無窮的魅力。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,曾以巨著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飲譽全球。他對中華文化不僅僅是情有獨鐘,而是如醉如癡,他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王國里,已經穿行了很久很久,其貪婪程度,不亞于一頭餓極之牛猛然闖進麥苗青青的田園。李約瑟,這位英國劍橋大學崗維爾和凱厄斯學院院長,對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,他在研究萊布尼茲的二進位制數(shù)學與中國《易經》的相互關系后,對《易經》作出了很高的評價,他說:“我們看到他(萊布尼茲)的關于代數(shù)語言或數(shù)學語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國的影響,正如同《易經》的排列系預示二進制一樣!蓖瑫r,他對易經卦象用于練丹術極為傾心,在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中,特辟十二消息卦與納甲、《周易參同契》、外丹說與丹術等章節(jié)進行論述。李約瑟博士以自己的實踐,對中華文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: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是一座富有的金礦。 
也不獨自然科學,在藝術與設計領域,我們仍然可以見到中華文化的巨大影響力。我們在前面章節(jié)中已經提到過的,在西方藝術設計教育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包豪斯,就深受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影響。包豪斯早在20世紀20年代,就對中國的老莊學說,發(fā)生了濃厚的興趣,而且還把老莊哲學,應用到教學和設計實踐中去。有一個曾經在包豪斯的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,他就是瑞士畫家約翰·伊頓(Johannes Itten)。伊頓是包豪斯最重要的教師,他的主要成就是,設計并推出了包豪斯的初步課程。這個初步課程的首要目的在于,把每個學生內心沉睡著的創(chuàng)造潛能解放出來。約翰·伊頓以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相結合,在其教育實踐中,引進了老莊的哲學思想和道教的氣功修煉。伊頓給學生講中國的老莊哲學思想,經常引用《老子》“道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一類的話。要求學生在做專業(yè)訓練之前,先要磨練自己的身體和意志,輔助手段是軀體拉伸、呼吸控制、沉思冥想。伊頓要求學生學習畫中國山水畫,讓學生畫山、畫水、畫樹,要求學生用老莊的哲學思想觀察與詮釋世界。上人體繪畫課時,伊頓也大膽引進老莊的哲學思想,他不要求解剖學意義上的準確無誤,而要求學生獨出心裁地發(fā)掘與詮釋模特擺出來的各種姿勢。伊頓還經常引用老子“有之以為利,無之以為用”的觀點,幫助學生掌握建筑空間理論。伊頓十分注重發(fā)揮學生的個性,把學生分為傾向精神表現(xiàn)者、傾向理性結構者、傾向真實再現(xiàn)者三種類型,分別加以不同的指導。這明顯源于孔子的“有教無類”和“因材施教”的思想。 
皇皇5000余年中華文化,不斷發(fā)展,不斷豐富,但卻從未中斷,這一點是世界上任何文化都無法比肩的。曾經盛極一時的古埃及文化,在經歷過古王國、中王國和新王國的輝煌之后,終于在公元前11世紀沉寂在尼羅河腹地的沙漠深處;曾經建立過法治社會的兩河文化,在經歷過漢謨拉比法典殊榮之后,踉踉蹌蹌走過四個王朝,雖然有過新巴比倫王朝的中興,但最終還是在公元前5世紀的自相殘殺中,落日于幼發(fā)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間;曾經為地中海點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臘文化,在經歷過克里特—邁錫尼文化的輝煌、希臘城邦的繁榮、亞歷山大帝國的東西方交流之后,終于在公元前2世紀的三次馬其頓戰(zhàn)爭之后,折戟沉沙在愛琴海中;建立在古希臘文化基礎之上,把古希臘文化發(fā)揚光大的古羅馬文化,在輝煌了上千年,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傳承任務后,也在蠻族的劫掠下,于公元5世紀退出了歷史舞臺,雖然有東羅馬帝國的延宕,但那已經是融合了東方文化的拜占廷帝國了。 
上面的例證足以說明,在世界上,那些曾經在不同歷史時期輝煌一時的文化,曾經為世界文明貢獻過全部遺傳的文化,都不曾象中華文化這樣一脈相承,前后5000余年保持著絲絲入扣的傳承關系。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下,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華民族的子孫,都以傳承和發(fā)展中華文化為己任,為榮耀。這種歷史使命感,歷史榮耀感,不僅為占絕對多數(shù)的漢民族所獨有,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。我們姑且不論上古時代先民部族經過怎樣數(shù)萬年,乃至數(shù)十萬年的融合,單就各兄弟民族共同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這一點,就足以證明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。黃帝發(fā)明衣服、舟、車,炎帝又被稱為神農氏,“斲木為耜,揉木為耒,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”。太昊氏又被稱為伏羲氏,發(fā)明網(wǎng)罟,又作八卦,八卦是比結繩為進步的記事方法。據(jù)說蚩尤“以金為兵器”,是金屬冶煉的最早發(fā)明者……所有這些太古時期的物質文明、精神文明成果,都有我們各兄弟民族的不同貢獻。 
在中國,曾經有過許多少數(shù)民族或者局部,或者全部占統(tǒng)治地位的歷史,但他們從來不曾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傳人。北魏時期,是鮮卑人統(tǒng)治中國北方的時代,但鮮卑人對自己的祖先卻有最明確的解釋,《魏書·序紀》開篇寫道: 
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,或內列諸華,或外分荒服。昌意少子,受封北土,國有大鮮卑山,因以為號。其后世為君長,統(tǒng)幽都之北,廣漠之野。畜牧遷徙,射獵為業(yè),淳樸為俗,簡易為化,不為文字,刻木紀契而已。世事遠近,人相傳授,如史官之紀錄焉。黃帝以土德王,北俗謂土為托,謂后為跋,故以為氏。其裔始均,入仕堯世,逐女魃于弱水之北,民賴其勤,帝舜嘉之,命為田祖。爰歷三代,以及秦漢,獯鬻、獫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屬,累代殘暴,作害中州,而始均之裔,不交南夏,是以載籍無聞焉。積六十七世,至成皇帝諱毛立,聰明武略,遠近所推,統(tǒng)國三十六,大姓九十九,威振北方,莫不率服。 
由上可知,鮮卑人把自己的祖先直追到黃帝的兒子昌意門下,說自己是昌意小兒子的后人。據(jù)司馬遷考證,黃帝生于壽丘,長于姬水,因以為姓;居軒轅之丘,因以為名,又以為號。黃帝有四個妃子,其中西陵之女,名曰嫘祖,是黃帝的正妃。嫘祖生了二個兒子,其一曰玄囂,是為青陽,青陽居住在江水;其二曰昌意,居住在若水。若水在蜀地,黃帝就為昌意娶蜀山氏女,名曰昌仆,后來昌意與昌仆所生的子孫,都以山名封部落號。昌仆生的孩子中,有一個叫高陽的,也就是后來接了黃帝班的顓頊。至于昌意的小兒子是否昌仆所生,是否受封北方,并且統(tǒng)治幽都以北地區(qū),我們不得而知,但鮮卑人以大鮮卑山為自己的部族名號,倒是真實的。鮮卑人以慕容氏、拓拔氏為最著名,北魏就是拓拔氏建立的政權。由鮮卑人自己修著的歷史,我們知道。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外夷,而是中華民族始祖之一黃帝的嫡出。 
在北魏的皇帝中,有一位很有名氣的皇帝,即歷史上一再被后人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,或者元宏。孝文帝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,在他統(tǒng)治北魏的時期,不但強調民族融合,而且對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文化頂禮膜拜,《魏書·高祖紀》上說他“雅好讀書,手不釋卷!段褰洝分x,覽之便講,學不師受,探其精奧。史傳百家,無不該涉。善談《莊》、《老》,尤精釋義”。不僅好漢學,這位孝文帝還在北魏大力推廣漢化,把首都也從今天的大同遷到了洛陽,后來索性自己帶頭,把拓拔氏也改成了漢化的元姓。 
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占據(jù)過統(tǒng)治地位的,還有一個少數(shù)民族——蒙古族。蒙古族的成吉思汗,橫掃歐亞大陸,雖然他和他的子孫們,沒有把自己的上祖追溯到炎黃,但最終也只能把自己的根植于中華文化之下。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,最終統(tǒng)一了中國本土,成為一代很有些氣度的皇帝!对贰な雷?zhèn)鳌氛f他“度量弘廣,知人善任使,信用儒術,用能以夏變夷,立經陳紀,所以為一代之制者,規(guī)模宏遠矣!币粋“信用儒術”;一個“以夏變夷”,就說明蒙古族統(tǒng)治者被中華文化所征服。元朝雖然把佛教奉為國教,但卻不廢儒學和道學!对贰め尷蟼鳌氛f:“釋、老之教,行乎中國也千數(shù)百年,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。是故佛于晉、宋、梁、陳,黃、老于漢、魏、唐、宋,而其效可睹矣。元興,崇尚釋氏,而帝師之盛,尤不可與古昔同語。維道家方士之流,假禱祠之說,乘時以起,曾不及其什一焉。宋舊史嘗志老、釋,厥有旨哉。乃本其意,作《釋老傳》。”《元史·儒學傳》也說:“元興百年,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,下及山林布衣之士,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,彬彬焉眾矣。”可見這個在中國歷史上維持不足百年的統(tǒng)治集團,也是十分看重傳承和發(fā)展中華文化的分量。 
帶著一股朝氣入主中國的滿洲人,對中華文化更是完全接受。應該說,清朝的皇帝,大多數(shù)都是很能干的。自從進關,坐上了北京的金鑾殿,他們?yōu)榱舜蚱啤昂私y(tǒng)治中原不過百年”的所謂“神話”,戰(zhàn)戰(zhàn)栗栗,日謹一日,虛心好學,對中華文化虔誠至極。因為有入關后第一位皇帝順治“漸習漢俗,于淳樸舊制,日有更張”,所以,滿族統(tǒng)治者的后人,也都一代又一代地成了漢學名家。開創(chuàng)了“康乾盛世”的康熙,就是一個對中華文化有著很深造詣的皇帝,《清史稿·圣祖本紀》說他“圣學高深,崇儒重道。幾暇格物,豁貫天人,尤為古今所未覯。而久道化成,風移俗易,天下和樂,克致太平。其雍熙景象,使后世想望流連,至于今不能已! 一個“圣學高深,崇儒重道”,就說明了康熙對中華文化造詣之深。  為“康乾盛世”承上啟下的雍正,更是強化“滿漢一體”,他在親自審理“呂留良文字獄”一案時,就曾經與“呂留良案”牽扯的主要人物曾靜,進行過一場面對面的辯論。他駁斥曾靜“滿洲人入主中原,是外夷侵略中國”之說,說滿洲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,自己就是繼承中華大一統(tǒng)文化的中國皇帝,而不是建州大營的滿洲部落首領。 
把“康乾盛世”推上顛峰,也送上末路的乾隆,更是一個對中華文化癡迷如顛的皇帝。乾隆不僅是一位政治家,而且還是一位文學家和藝術家,他通詩文,精鑒別,諸練畫史,游戲筆墨,兼擅山水花草、蘭竹梅石,他對明代畫家沈士充的《仿宋元十四家筆意》手卷之鐘愛,就說明乾隆對中華文化與藝術的如醉如癡。沈士充是活躍于明萬歷至崇禎年間的著名畫家,是明朝畫壇上“云間派”的代表,他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鳥,筆墨疏秀,丘壑茜蔥,皴染淹潤,都是云間派的正傳,名噪于當時。沈士充是明代臨摹古畫的奇才高手,他所仿宋元名家佳作,不獨皮毛面目,而有神有韻,風華秀潤,惟妙惟肖,神采奕奕,撲人眉睫。特別集14家于一卷,又有明代董其昌等13位書畫界名人點評,《仿宋元十四家筆意》是一幅自五代十國,至宋、元、明700余年中國繪畫的歷史圖卷,嗜畫如命的乾隆為之傾倒,題詩15段,鈐印32方。我們下面僅舉兩例,以說明乾隆對中華文化的造詣。 
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北宋著名畫家郭熙的《關山行旅圖》上題詩:“架空棧道縈紆,問路行人迤邐:試思孰非此哉,太白言之盡矣。右仿郭熙關山行旅。鈐御印兩方:幾暇怡情、得佳趣! 郭熙不僅是著名畫家,而且是著名的山水畫理論家,長期擔任北宋中央畫院院長職務,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繪畫教育家,由其子郭思記錄整理的《林泉高致集》,是中國美術史重要文獻,對后代山水畫的創(chuàng)作具有指導意義,而且受到西方藝術界的高度重視,西方人對中國山水畫的興趣,多半源于郭熙的理論著作。前面提到德國包豪斯教授學生學習中國北宋山水畫,即是一例。沈士充所仿《關山行旅圖》,高山雄起,回溪斷崖,巖岫巉絕,長松虬枝,驛道艱險,一隊行旅,跨越溪澗長橋,沿兩山間峽谷,匆匆趕路。透過峽谷,隱約間顯現(xiàn)出一關城,旗桿高立,雄旗飄揚,一派生機景象。 
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南宋著名畫家趙孟頫《青山紅樹圖》上題詩:“展卷古香撲鼻,了知手筆不凡;精神全是天水,秋色只在云巖;紅葉綠葉錯出,遠靄近靄相銜;弗者游人策杖,恐妨濕卻衣衫。右仿趙孟頫青山紅樹,鈐御印二方:幾暇怡情、得佳趣! 趙孟頫是趙匡胤第11世孫,生于南宋理宗寶祐二年(1254年),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(1322年),他博學多才,詩詞、書法、繪畫、音樂造詣均深,特別是書畫方面成績最為突出。他的繪畫理論和實踐對明、清兩代都有極大的影響。沈士充所仿《青山紅樹圖》,近景湖岸樹木,遠景彼岸沙渚群山,用披麻皴或荷葉皴,山頭用青綠皴染,樹木、水草、沙渚則精描細點,后又以青、赭、紅、綠等多色調加以渲染,整個畫面結構頗富節(jié)奏感,虛實相生,筆法瀟灑清逸,設色明麗濃郁,風格古雅俊秀,近景、中景和遠景,布局合理,意境清曠深遠,表現(xiàn)出文人畫秀逸的筆墨風韻。 
上面我們舉證了在中國歷史上占統(tǒng)治地位的少數(shù)民族政權,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傳承和發(fā)展所采取的態(tài)度,藉此說明中華文化的一脈相承,同時也說明,中華文化千百年的發(fā)展和演化,完全是中華民族各兄弟民族共同傳承的結果。它是在各民族不斷融合之中得到發(fā)展;同時也在發(fā)展中使各民族文化不斷得到融合。發(fā)展,融合;融合,發(fā)展,共同傳承,共同創(chuàng)造,這是中華文化得以生生不息、繁榮昌盛的根本所在。 
02·中華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 
中國古代有兩部被世界稱道的書,反映了中華文化對設計的影響。一部是先秦時期的《考工記》,另一部是被國外研究者譽為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的《天工開物》。 
《考工記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不詳,一般認為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經齊國人之手完成的。《天工開物》是我國明代大科學家宋應星(1587—1663年)的代表作,初版于崇禎十年(1637年)。這兩部書都是對世界產生過,并且繼續(xù)產生著影響的中國古代科技文獻,也是中華文化與科學設計思想結合的典范之作。《考工記》和《天工開物》對后世的影響,足以讓我們瞠目。大約還在唐代,《周禮》便傳到了日本;19世紀50年代,《周禮》又被譯成了法文,《考工記》亦隨之傳到了日本和西方,F(xiàn)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國學者的注意和重視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截至1989年止,《天工開物》一書在全世界共發(fā)行了16個版本,印刷了38次之多。 
下面我們結合這兩部書,繼續(xù)討論中華文化對現(xiàn)代設計的影響。 
《考工記》一向被稱為“先秦百工技藝之書”,我們今天所見到的《考工記》,是作為《周禮》的一個部分——《周禮·冬官考工記》出現(xiàn)的!吨芏Y》一書原有六官之紀,即“天官冢宰”、“地官司徒”、“春官宗伯”、“夏官司馬”、秋官司冠”、“冬官司空”。但“冬官司空”早佚。據(jù)說西漢時期,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,喜歡收集先秦經典,為購求此篇,曾費千金而不得,不得已而以《考工記》補之。此書原無名稱,《考工記》之名亦是漢代人手筆,后又經劉歆父子之手,才得今本!犊脊び洝分涣腥胫袊糯叭Y”之一的《周禮》,就足以說明中國古人已經注意到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科技的相互交融。 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重要歷史時期,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、商業(yè)、科學技術,在這個時代都有了很大的發(fā)展。在手工業(yè)中,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藝更為純熟;另一方面又產生了許多新的工藝。分工也更加精細,《考工記》就有“攻木之工七”、“攻金之工六”、“攻皮之工五”等等記載,表明在每一專業(yè)之中,還細化出不同的工種。這時,春秋以前的“工商食官”格局已經打破,除了官府手工業(yè)外,又出現(xiàn)了許多私營的個體手工業(yè)。由于社會大變革的深化,文化教育、科學技術開始普及于民間,于是“孔墨之弟子徒屬,充滿天下”,學術思想空前活躍,呈現(xiàn)出百家爭鳴的局面。許多士大夫都比較重視實踐,關心社會的進步和生產技術的發(fā)展,魯班、墨翟、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學者、技術發(fā)明家便應運而生。他們把中華文化與科學技術緊密結合起來,通過科學設計,使許多工藝技術得以改進和提高,從而使社會生產力獲得巨大發(fā)展。 
《考工記》就是反映當時工藝技術和設計水平發(fā)展的技術規(guī)范著作,涉及運輸和生產工具、兵器、容器、樂器、玉器、皮革、染色、建筑等專業(yè),每一專業(yè)又有更細的分工。譬如,“攻木之工七;攻金之工六;攻皮之工五;設色之工五;刮摩之工五;摶埴之工二”。攻木之工涉及與木工制作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輪、輿、弓、廬、匠、車、梓等7個工種;攻金之工涉及與金屬制作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筑、冶、鳧、栗、段、桃等6個工種;攻皮之工涉及與皮革制作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函、鮑、韗、韋、裘等5個工種;設色之工涉及與紡織印染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畫、繢、鐘、筐、覩等5個工種;刮摩之工涉及與精細加工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玉、楖、雕、矢、磬等5個工種;搏埴之工涉及與陶瓷制作有關的工藝技術,包括陶、瓬等2個工種。 
《考工記》不但對上述6個專業(yè)30個工種,進行了嚴格的分工,而且對每一個專業(yè)和工種的設計規(guī)范和制作工藝,做出了明確的規(guī)定和解釋,并在記述各種經驗技術知識的同時,力圖闡明其中的科學道理。 
從《考工記》上可以看出,在專業(yè)和工藝技術分工上,中國的設計發(fā)展,是受著中華文化極大影響的,譬如《考工記》開篇就說:“坐而論道,謂之王公;作而行之,謂之士大夫;審曲面埶以飭五材,以辨民器,謂之百工;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,謂之商旅;飭力以長地財,謂之農夫;治絲麻以成之,謂之婦功! 
上述的社會分工思想,就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,在專業(yè)分工、工種細化中的反映。不僅如此,許多技術規(guī)范,還直接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。如我們前面提到的“玉人之事”條說:“鎮(zhèn)圭尺有二寸,天子守之。命圭九寸,謂之桓圭,公守之;命圭七寸,謂之信圭,候守之;命圭七寸,謂之躬圭,伯守之!边@是傳統(tǒng)文化對設計及工藝規(guī)范直接影響的明證。又如“車有六等之數(shù)”條說:“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,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,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”。這是對車輪尺寸的一種標準化管理。若依當時齊國的尺(每尺約合19.7厘米)推算,此兵車、乘車之輪徑應為1.30米;而經測量,河南輝縣琉璃閣戰(zhàn)國墓出土的16號車輪徑正好為1.30米。這顯然是一種標準化設計思想的體現(xiàn),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,一再強調大一統(tǒng)和“無規(guī)矩不成方圓”思想的自然表現(xiàn)。 
傳統(tǒng)文化對現(xiàn)代設計的影響,我們在《考工記》的“匠人營國”條中,看得更清楚。書曰:“匠人營國,方九里,旁三門,國中九經、九緯。經涂九軌,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,市朝一夫。夏后氏世室,堂修二七,廣四修一,五室三四步,四三尺,九階。四旁兩夾●,白盛。門堂三之二,室三之一。殷人重屋,堂修七尋,堂崇三尺,四阿重屋。周人明堂,度九尺之筵,東西九筵,南北七筵,堂崇一筵。五室凡室二筵,室中度以幾,堂上度以筵,宮中度以尋,野度以步,涂度以軌。廟門容大扃七個,闈門容小扃參個,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,應門二徹參個。內有九室,九嬪居之;外有九室,九卿朝焉。九分其國以為九分,九卿治之。王宮門阿之制五雉,宮隅之制七雉,城隅之制九雉。經涂九軌,環(huán)涂七軌,野涂五軌。門阿之制,以為都城之制;宮隅之制,以為諸侯之城制;環(huán)涂以為諸侯經涂;野涂以為都經涂! 
春秋戰(zhàn)國之時,各諸侯國紛紛建都造城,規(guī)模十分宏大,從發(fā)掘的古代都城遺址看,都城已經有明確的分區(qū)規(guī)劃設計,宮殿區(qū)、作坊區(qū)等,都十分明顯。面對當時的城市化高潮,《考工記》對都城的形制、城門的數(shù)量、道路的設計,宮殿的布局,以及城市等級、建筑設計標準等等,都作出了明確的規(guī)定,使當時的大規(guī)模城市建設活動有所遵循。這是中國最早,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規(guī)劃設計規(guī)范,自周王朝以后,一直到明清的北京紫禁城,幾乎都沿用著這個《周禮》上的都市規(guī)劃指導思想。雖然隨著社會發(fā)展,城市功能不斷復雜化,城市的規(guī)劃設計也發(fā)生很大變化,但中國的都市規(guī)劃設計思想,在封建社會里幾乎是一脈相承,即受著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深刻影響。直到今天,這種影響也還深刻地存在著,譬如我們對城市等級、城市規(guī)模、城市基礎設施配置等等,自覺不自覺的就套用行政級別,首都為第一等,直轄市為第二等,省轄市為第三等,以此類推,降冪排列,這就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等級思想在設計上的體現(xiàn)。到了漢代,《考工記》被列入《周禮》之中,更成了封建社會必須遵循的儀禮規(guī)范,不但城市建制,連同人們使用的器物,也都按照等級地位,有了明確的規(guī)范約束。所謂“非禮勿動,非禮勿施”,就已經把傳統(tǒng)文化灌輸?shù)揭磺性O計當中了。 
到宋應星編著《天工開物》的時候,人類社會已經進入17世紀,西方資本主義開始了世界性的擴張活動,這時的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進入了明王朝的末期。明代是我國古代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、商業(yè)都比較發(fā)達的時期,由于商品經濟的發(fā)展,明代中期以后,部分地區(qū)的不少行業(yè)中,也出現(xiàn)了資本主義萌芽。在農業(yè)中,耕地面積擴大,作物品種得到改良和增加,糧食作物、經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都有了明顯提高,一些地區(qū)出現(xiàn)了專業(yè)化經營。明代手工業(yè)種類較多,且已具備了一定規(guī)模,尤其是與國計民生關系較為密切的冶金、陶瓷、紡織等行業(yè)最為發(fā)達。明代商業(yè)和交通亦較發(fā)達,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數(shù)千里之外。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和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,都有力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(fā)展。明代后葉是科技思想大放光芒的時期,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、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、徐弘祖的《徐霞客游記》等長篇巨著,都在這時誕生。明代科學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啟后、集歷代之大成的特點:它們既總結和繼承了前人的優(yōu)秀成果,又在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上有所創(chuàng)新!短旃ら_物》就是這樣一部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和當時科學技術于一身的偉大科學文獻,書中詳細記述了古代的農業(yè)和手工業(yè)技術,其中不少是在當時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工業(yè)技術和科學設計。 
《天工開物》共分為三編十八卷。上編記載了谷物的栽種、蠶絲棉苧的紡織染色,以及制鹽制糖的工藝;中編記載了磚瓦、陶藝的制作、車船的制造、金屬的鑄造、礦石的開采和燒煉以及制油造紙的方法等;下篇記載了兵器的制造、顏料的生產、釀酒的技術、以及珠玉的采集和加工等。書中更有附圖一百余幅,成就了一部圖文并茂的科技文獻。 
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和設計水平,到了明朝中后葉,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,《天工開物》就為我們展示了許多當時世界上頂尖級設計。事實上,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設計,都產生過巨大影響。我們看下面一些例證,就更能感知到這一點。 
中國的易經,是中國人最早認識世界的科學總結,所謂知天文,曉地理,就是認識世界的進步過程。但是這種認識從來沒有停止過,而且不斷在發(fā)展中得到深化。指南針的發(fā)明,是中國人的驕傲,最初的指南針,古人叫它“司南”,這種司南大約在戰(zhàn)國時期就已經出現(xiàn)。司南由青銅地盤與磁勺組成。地盤17.8×17.4厘米,內圓外方,中心圓面下凹,圓外盤面分層次鑄有10天干,十二地支、四卦,標示二十四個方位。磁勺長11.5厘米,口徑4.2厘米,用天然磁體磨成,置于地盤中心圓內,勺頭為N,勺尾為S,靜止時,因地磁作用,勺尾指向南方。司南的設計,不僅精美,而且還充分體現(xiàn)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陰陽思想。 
有了設計精美的指南針,使中國人的地域活動能力和范圍,都大大增強和擴大,于是,在易經文化的指導下,中國人開始了對宇宙的探索,產生了設計精美的渾天儀。渾天儀是古代測定天體位置的坐標儀器,自漢代以來歷朝都有制造。儀座為十字水平,儀體分三層:外層為“六合儀”,測定一天的時間和經緯度;中層為“三辰儀”,測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;里層為“四游儀”,設有望筒以便窺測目標。當時的渾天儀均為銅體。渾天儀的發(fā)明,不僅是科學上的進步,也是設計上的突破。中國古人把對時間和空間的測定,集中與一個小小的渾天儀上,這本身就是現(xiàn)代系統(tǒng)論設計思想的體現(xiàn)。 
漢代人不僅設計制造了渾天儀,同時還設計制造出渾象儀。渾象是古代的天球儀,自漢代以來歷朝都有制造。儀下為地柜,上為經緯環(huán)規(guī),規(guī)中設渾象球,半在地下。柜軸為35度,是汴京(今河南開封)的地理緯度。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間的位置,以便觀察。渾象儀同渾天儀一樣,都是銅體。 
到了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的手里,對渾天儀設計上的諸多缺點,加以科學的改進,設計并制造出裝置簡便,效用更廣的簡儀。簡儀長470厘米,寬328厘米,高310厘米。簡儀突破了渾儀環(huán)圈交錯不便觀測的缺點,將環(huán)組分別架立,組裝簡單,使用方便,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儀器。簡儀的設計與制造者郭守敬,在設計并制成簡儀的同時,還設計并制造了十三種天文儀器。 
中國人對宇宙的探索興趣,到了明清時期就更加強烈,于是,明朝**在北京建立了國家天文臺,古人稱它為觀象臺。明清兩朝的古觀象臺,設于北京內城東南角城墻上。始建于明朝正統(tǒng)七年(公元1442年),后來清朝**加以增修補建,成為明清兩代的國家天文臺。臺高14米,臺頂南北長20.4米,東西長23.9米。明代設計制造的儀器或毀,或移于別處(簡儀、渾儀等),F(xiàn)存的赤道經緯儀、天體儀、象限儀、黃道經緯儀、地平經儀、地平緯儀、紀限儀、璣衡撫辰儀共八架天文儀器皆為清代初年設計制造。 
上面舉證的幾個與天文學有關的個案,說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一直與科學技術的發(fā)展相互交融,相互影響,相互促進。中國古人在與自然界斗爭的實踐中,產生了偉大的易經文化,這個易經文化一直影響著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發(fā)展與進步。中國古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,某種程度上說,得益于易經文化,是易經文化為古人導引了一條正確認識宇宙的道路,從而使中國古人有了天文學上的輝煌成就和設計成果。 
易經文化對中國社會發(fā)展的影響,遠不止于上面所舉的例證,譬如易經對中國醫(yī)學的影響,就是人所共知的。中國醫(yī)學講陰陽互補,講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,均來源于易經文化。據(jù)此,中國醫(yī)學又產生了經絡學,并且發(fā)明了針灸技術,針灸技術是中國醫(yī)學寶庫中的瑰寶。根據(jù)中國古代經絡學說,經絡遍布人體各個部位,有運送全身氣血、溝通身體上下、內外之功能。穴位則是經絡系統(tǒng)控制機關,刺激穴位可以起調節(jié)經絡系統(tǒng)作用。北宋時期,中國古人設計出“天圣針灸銅人”,銅人身體上總穴位有657個,穴名354個。天圣針灸銅人是世界上最早設計的人體模型,開創(chuàng)了應用人體模型進行診斷、治療和教學的先河,在世界醫(yī)學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。今天人類搞“仿真人”,用電腦合成手段,設計成三維立體圖形,藉此輔助疾病的診斷、治療,在某種意義上說,與中國古代醫(yī)學的經絡學說和“針灸銅人”,有異曲同工之效。 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歷來就有重農思想,在這種重農思想的指導下,中國農業(yè)生產工具的設計制造,也很為世界科技史學家重視。1950年河南輝縣固圍村出土的戰(zhàn)國時期鐵鋤,就是一個設計合理,造型美觀的手工業(yè)產品。鐵鋤長10厘米、寬10.5厘米、距2厘米。這種形制的鐵鋤,安裝把柄后有利于使用,不僅可以鋤草,還有利于保墑。東漢人畢嵐發(fā)明設計的龍骨水車,又叫翻車,是一種農田灌溉工具。后來經過三國時人馬鈞予以完善、推廣。它由傳動軸、方形鏈板、車廂等部件組成。最先以人力為動力,后來擴展利用畜力、水力和風力。龍骨水車設計精巧,制作簡便,提水效率高,一直使用到現(xiàn)在。 
自從有了指南針,中國古代的航海技術,一直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,明朝三保太監(jiān)鄭和統(tǒng)率船隊,于公元1405—1433年間,七次下西洋。船隊最大的海船長44丈4尺,寬18丈,立九桅,掛十二帆,這是當時世界上設計制造最大的木帆船。這種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羅盤進行導航。 
造紙技術,是中國人對世界文明巨大貢獻之一,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,中國古代的造紙技術也越來越精美,唐代以后設計制造的暗花龍紋宣紙,到了清代,更加爐火純青,清代生產的暗花龍紋宣紙,縱64厘米,橫133.5厘米,是一種設計精美,使用方便的書畫宣紙。 
火藥是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貢獻,對于火藥的利用,中國古人并非都是煙火禮花,也用于實戰(zhàn)。南宋理宗開慶元年(公元1259),宋軍設計發(fā)明的突火*,就是一種管狀火器。突火*以巨竹筒為*身,內部裝填火藥與子窠——子彈。點燃引線后,火藥噴發(fā),將“子窠”射出,射程遠達150步(約230米)。這是世界上第一種發(fā)射子彈的步*。1970年7月在黑龍江省阿城縣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“銅火出水”火器,是現(xiàn)存最早的銅火銃。銅火銃由前膛、藥室和尾柄組成,可供手執(zhí)?傊3.55公斤,火銃小而輕便,士兵單人可隨身攜帶,點燃引火線后爆炸發(fā)射,在實戰(zhàn)中證明有相當威力。明朝人又設計發(fā)明了架火戰(zhàn)車,長120、寬52、高87厘米。這是一種獨輪車裝載火箭的戰(zhàn)車,前有綿簾,需要時可放下?lián)蹉U彈,車兩側設置六筒火箭,計160支,火銃2支,長*兩支,此戰(zhàn)車由兩人操作。后來明朝人又設計發(fā)明了一種長108厘米的火箭,在箭支前端縛火藥筒,利用火藥向后噴發(fā)產生的反作用力把箭發(fā)射出去。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噴射火器。 
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,不斷繁榮的中華文化,與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,始終緊密結合,從而為世界文明創(chuàng)造著一個又一個奇跡。這些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,不僅具有極高的科學實用價值,而且都是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設計成果。這就是中華文化與科學技術交融的絕妙之處。 
03·現(xiàn)代設計在中國 
現(xiàn)代設計在中國的萌芽 在時下的中國,講現(xiàn)代藝術、講現(xiàn)代設計,是很流行、很時尚的事情,但是,如果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聯(lián)系起來,并且加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,就不那么輕松了。本文開始時談到,今天人們所認識的現(xiàn)代設計,大體起源于西方的工業(yè)革命。中國沒有經歷西方那樣的工業(yè)革命,自然也就沒有經歷那樣的現(xiàn)代藝術和現(xiàn)代設計運動。但是,沒有經歷西方現(xiàn)代藝術與現(xiàn)代設計的中國,并不等于就沒有現(xiàn)代藝術與現(xiàn)代設計。事實上,自從清朝末年,為了給中國尋找一條繁榮富強的光明大道,中國的有識之士,就已經開始向西方學習,希望通過引進西方的思想,改變中國當時社會的落后。應該說,從那時起,至遲也是從洋務運動時起,中國就已經開始了自發(fā)的現(xiàn)代藝術和現(xiàn)代設計運動。 
這種自發(fā)的現(xiàn)代藝術和現(xiàn)代設計運動,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本能反映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、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等等思想,在古代中國士大夫身上,在現(xiàn)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,早已根深蒂固。所以說,中國現(xiàn)代藝術與現(xiàn)代設計運動,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,而是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的事情,也就是說,從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,腐敗的清**喪權辱國時開始,中國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就開始在藝術和設計領域進行現(xiàn)代藝術與現(xiàn)代設計的探索。這種探索,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中華文化特色,即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與進步思想,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。中華文化歷來就是一種開放型的文化,它講“有容乃大”,所以,對一切先進文化,中華文化從來就不是排斥,而是接受、吸收、融合。這一點在藝術與設計領域也不例外,前面討論過的佛教進入中國,從敦皇莫高窟到大同云崗石窟,又到洛陽龍門石窟,最后到四川大足石刻,佛教完全被中華文化接受和融合,以至于儒、釋、道同處一室,相安無事,這就是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和“有容乃大”的兼容性。 
但是,在中國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的探索道路上,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,是艱辛的,甚至是苦澀的。前面討論過的建于20世紀20年代的南京中山陵,那是中國建筑師難得的一次奪魁機遇,此后,在內憂外患的舊中國,中國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就再也難有這樣的機遇了。雖然在那個時代,中國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僅此一次機遇,但卻也作出了偉大的嘗試,即把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成果與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藝術融合在一起,創(chuàng)造出令世人驚嘆的藝術作品。我們今天也不能低估和小視這一偉大的里程碑式的藝術珍品。當我們從紫金山上空掠過,凝視那萬叢綠浪里的中山陵,我們不僅僅是領悟到一個重新崛起民族的浩然正氣,也體味到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思想的種種內涵。中國藝術家和設計師苦苦追尋的中國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,特別是中國現(xiàn)代城市藝術與設計、中國現(xiàn)代建筑藝術與設計之路,似乎在那山巒起伏中跳動的萬頃綠浪里,在那“于無聲處聽驚雷”的醒世鐘般的陵園建筑群里,得到了完整的詮釋。 
事實上,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藝術與西方文化藝術的交流,遠不止于上述這一時期,早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時候,就已經開始了。其中在藝術與設計上的例證,莫過于建于公元1709年—1744年,毀于1860年英法聯(lián)軍野蠻洗劫和焚燒之中的北京圓明園。圓明園一向被西方譽為“萬園之園”、“東方凡爾賽宮”,西方人贊譽圓明園,是因為圓明園融匯了中國園林藝術和西方園林藝術的精華,并不保守,也不守舊的中國人,把引入的西方文化藝術,融合到中國的文化藝術當中,使西方的文化藝術在這里得到了極高的藝術升華。這當然是西方人不曾想到的。 
圓明園之成為中國近代園林藝術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,至少說明兩點,一是受到中華文化陶冶的中國藝術家和設計師,很早就具備了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的思想,這種思想不是藝術與設計手法的照抄照搬,而是兩種文化與藝術優(yōu)秀成果的強強融合;二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一向具有兼容外來優(yōu)秀文化與藝術的博大胸懷,這種兼容不是剽竊和劫掠,而是去粗取精,去偽存真的融合。今天仍然探索著中國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之路的人們,不要忽視了圓明園給我們的這兩點啟示,因為它和我們在前面章節(jié)中談到的西方文化大相徑庭。西方文化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劫掠世界文明成果之上,這一點不用爭論,西方列強博物館至今館藏著的世界各國文化藝術珍品就是明證。圓明園本身的被劫掠,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。 
上面僅列舉了舊中國建筑藝術與設計現(xiàn)代化之路的探索,事實上,在藝術設計的其它領域,中國藝術與設計的命運也大體如此。以圖案設計、書籍裝幀設計和商業(yè)美術為代表的現(xiàn)代藝術設計,在西方工業(yè)文明的沖擊和影響下,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(yè)發(fā)展的要求下,在新技術、新材料和新工藝的誘導下,也開始了對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的探索。蔡元培等一批有識之士強烈的圖新變革意識和高昂的實業(yè)救國熱情,使他們奮起針砭時弊和傳統(tǒng)落后思想,肯定藝術設計于民族振興的現(xiàn)實意義,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經驗并繼承傳統(tǒng)文化精華,強調藝術設計為大眾服務的方向和經濟實用的價值取向。一時間,許多藝術家和設計師積極參與藝術設計創(chuàng)作活動,在上海、天津、廣州和香港等城市形成了專業(yè)或半專業(yè)藝術設計隊伍。后來更有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,使中國的現(xiàn)代藝術設計,從實踐到理論,從創(chuàng)作到教育,開始了創(chuàng)新之路。當時,中國的經濟現(xiàn)實迫切需要在市場上溝通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聯(lián)系,而在文化意識形態(tài)領域則迫切需要傳播新思想。因此,作為信息傳遞媒介的圖案、書籍裝幀和包括商標、廣告、包裝和店面裝飾在內的商業(yè)美術率先發(fā)展起來,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服裝設計、室內裝飾、工業(yè)設計等現(xiàn)代藝術設計,也全面開始起步或者初露萌芽。 
現(xiàn)代設計在新中國的起步 雖然有一大批知識分子為中國的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奔走呼號,為中國的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做著鋪路石的工作,但是,多災多難的舊中國,國家統(tǒng)一、民族存亡,是第一位的頭等大事,在一個四分五裂的時代,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是不可能有什么出路的。直到新中國誕生,中國的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,才開始了真正的探索之路。這種探索雖然依舊艱辛,但卻卓有成效。這種成效,首先表現(xiàn)在新中國的國旗和國徽的設計上。 
我們現(xiàn)在可以把國旗和國徽的設計,歸納到標志設計或者平面設計的范疇,簡潔、明快、強烈象征性,應該是標志設計最主要的原則,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的設計,是新中國第一個標志設計,也是最為成功的標志設計。這兩個最重要的設計,不僅把標志設計的一般原則充分運用到設計作品當中,而且使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在設計中得到完美體現(xiàn)。 
***同志對國旗設計方案作了這樣解釋:這個圖案表現(xiàn)我國革命人民大團結,F(xiàn)在要大團結,將來也要大團結。因此,現(xiàn)在也好,將來也好,又是團結,又是革命。 
周恩來同志在國旗決議草案中對國旗作了如下說明: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,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。 
后來新華社受權代表中央對國旗進一步說明: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旗面的紅色象征革命。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系象征***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,五角星用黃色是為著在紅地上顯出光明,黃色較白色明亮美麗,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著大星的中心點,這是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,在形式上也顯得緊湊美觀。 
五星紅旗在中國的大地上,已經飄揚了半個多世紀,她鮮明、耀眼,具有強烈的指征性和辨識性。在聯(lián)合國總部前飄揚的萬國旗中,人們一眼就會辨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,這就是新中國第一個標志設計的最大成功。當我們?yōu)槟骋粋企業(yè)的標志設計,某一個活動的會徽設計的成功而沾沾自喜,大談經驗的時候,是否想到,五星紅旗——這個中國最大的標志,她的設計,竟如難以逾越的珠穆朗瑪峰,叫肅然起敬的駐足者高山仰止。曾聯(lián)松,一個不是藝術的藝術家,不是設計師的設計師,的確為新中國的現(xiàn)代設計,默默地做了一次鋪路石的偉大工作,然而,僅僅這一次,就為我們的藝術設計,樹立了一座永遠的豐碑。 
與國旗并列成為豐碑的是國徽,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,也是一個令人叫絕的設計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方案審查小組,曾經對國徽作了如下解釋:用齒輪、麥稻穗,五星、綬帶作為題材,體現(xiàn)中國***領導下的工農聯(lián)盟政權和全國人民的大團結。把***作為題材的一部分設計進去,用以代表“五四”民主運動發(fā)祥地、新中國的誕生地,以***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征。 
如果我們在從文化內涵上進一步深化解讀這個圖案,國徽圖案除開上述的政治意義之外,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,五星又與易經文化的陰陽五行說,有著某種暗含的聯(lián)系;麥稻穗又體現(xiàn)著中國“民以食為天”的古老文化;齒輪則是現(xiàn)代工業(yè)化的象征;系于國徽上的綬帶,則是最高權利和榮譽的象征。 
我們還注意到,在國旗和國徽的圖案上,都僅使用了兩種顏色——大紅、金黃,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顏色。大紅顏色,是中華民族吉祥喜慶的象征,同時也體現(xiàn)著生生不息;金黃顏色,是中華民族至高無上權利的象征,同時也體現(xiàn)著富麗華貴。金、紅相間,互為襯托,更增添了圖案的瑰麗色彩和民族文化與藝術特征。 
現(xiàn)在,我們雖然很少從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角度研究這兩個設計作品,國旗的設計者雖然不是專業(yè)藝術家和設計師;國徽的設計者雖然是集體創(chuàng)造的結晶,但是他們在藝術設計上所取得的成就,卻是十分巨大的,對新中國爾后的現(xiàn)代藝術設計運動,不啻是一個先導,而是一面旗幟。她們在中國藝術設計史上,在世界標志設計史上,都可以不無自豪地堪稱驚世的典范之作。 
建筑藝術是現(xiàn)代設計的開路先鋒 翻開新中國建筑藝術史,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,在探索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上,功不可沒,甚至可以說,它們中的絕大多數(shù)作品,至今仍然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典范設計。人民大會堂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,與500多年前營建的***、太廟(勞動人民文化宮)、社稷壇(中山公園)、正陽門,與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人民英雄紀念碑,以及1976年建設的***紀念堂,共同構成了中國人民心向往之的***廣場。***廣場堪稱世界大都市廣場之最,東西南北,五百年建筑一團和氣;前后左右,五千年歷史一脈相承。不僅中國人民以此為榮耀,為驕傲,世界各國旅游者、參觀者,也流連往返,盤桓駐足。 
***廣場是世界都市廣場設計的驚鴻游龍之筆,流連于廣場之間,任憑你姓子名誰,都可以細細品味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博大精深;可以靜靜感受世界文化交融的潛移默化;可以為漫漫五千年中華歷史自豪;可以為勃勃生機的年輕共和國振奮!東方與西方,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,人類先進文化與藝術齊聚一個廣場,相互交流,相互對話,和諧相處。沒有誰感到自我孤立,自我排斥;沒有誰覺得自我渺小,自我卑微,在廣場中誰都能夠找尋到足夠的自信與自強,自愛與自尊。于是我們就會感到,人類盡情享受的現(xiàn)代文明,卻是由我們常常不經意的傳統(tǒng)文化支撐著的。 
舉證***廣場為個案,不能不提及兩個建筑實例,一個是***前的觀禮臺——與***渾然一體,以至人們感覺不出它是20世紀50年代的設計作品,所以常常忽略它的存在,忽略它在現(xiàn)代設計探索上的價值,甚至以為,那個不起眼的觀禮臺,原本就是***一體的建筑。其實,這正是設計者對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深刻感悟的偉大之作。有誰能夠在500余年前金碧輝煌的建筑旁,設計出一個讓人們感覺不到500年時間差,和諧得如同一個建筑物一樣的作品?!世界級建筑大師貝聿銘,在巴黎盧浮宮前也曾經嘗試了一次這樣帶有巨大時間差的設計,那個被稱為“現(xiàn)代金字塔”的新建筑,雖然也被人們稱道,但是,我們卻很難產生象***與觀禮臺這樣的感受。這一點正是設計者對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認識上的反差。 
另一個是位于***廣場西南的南堂(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),這是清朝順治七年(1650年),天主教耶穌會教士、德國人湯若望在利瑪竇營建經堂的舊址上營造的天主教堂。堂前至今還保存著順治十四年(1657年)《御制天主堂碑記》和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《徐日升保衛(wèi)天主教碑》。這是一個歐洲古典主義建筑,但卻與中國古典建筑和諧地相處了三百多年,至今依舊在那里與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文明交織著的中國建筑藝術安靜地相處著。 
這兩幢建筑,都是常常被人們忽略的***廣場建筑藝術珍品,它們點綴著廣場文化藝術的多樣性,也證明著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完美結合的成功。這兩個很小,小到很少有人注意的建筑;相差又很久遠,久遠到幾個世紀的建筑,卻成了印證傳統(tǒng)文化融入現(xiàn)代設計的歷史性藝術作品。 
***廣場是中國人民和設世界人民最熟悉的廣場,正因為熟悉,也就常常被人們忽略,忽略它的藝術價值,忽略她在中國現(xiàn)代設計探索之路上的先導作用。***廣場的規(guī)劃設計方案,是***同志與他的戰(zhàn)友們欽定的,也只有***這樣縱貫古今歷史,橫通中西文化的偉人,才有此在中國現(xiàn)代設計史上頂級的大手筆! 
不僅是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這樣的建筑,具有這樣極高的文化藝術內涵,十大建筑中的其他設計,也同樣如此。北京火車站、全國農業(yè)展覽館、工人體育場、民族飯店、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、釣魚臺國賓館、民族文化宮這些建筑,也許從規(guī)模、投資、裝飾標準上,永遠趕不上中國今天房地產開發(fā)高潮中的類似建筑,但它們的文化藝術品位卻是今天許多建筑永遠無法比肩的。釣魚臺國賓館,是一處建在已有800多年歷史的園林古跡上的建筑群落,當年的設計者,是怎樣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之間,艱辛追尋著最佳切入點,我們姑且不去論它,因為那建筑于古人陳跡之上的現(xiàn)代建筑,必然要尋找到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科技最佳融匯處。僅一個民族文化宮的設計,就會使我們今天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產生怎樣有關傳統(tǒng)文化藝術與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融合的遐想。 
北京民族文化宮的興建,本身就是對中華文化的闡揚,它體現(xiàn)了中國的民族政策,反映了中華各族人民平等、團結、互助的民族關系。民族文化宮主樓13層,高67米,東西翼樓環(huán)抱兩側。墻面嵌白色釉磚,飛檐樓頂冠以孔雀藍琉璃瓦,建筑造型別致,顯得挺拔秀麗,是一座具有民族藝術風格的建筑。藝術家和設計師,運用現(xiàn)代科學提供的新技術、新材料、新工藝和現(xiàn)代設計手段,創(chuàng)造了一個令人贊嘆不已的傳統(tǒng)文化藝術珍品。民族文化宮曾被英國出版的《世界建筑史》列為新中國第一宮;1994年,在北京“我喜愛的民族風格建筑”評選活動中,榮列五十座中選建筑榜首;1999年,又被國際建筑師協(xié)會第二屆大會評選為“當代中國建筑藝術精品之一”。 
民族文化宮由展覽館、博覽館、圖書館、賓館、大劇院、娛樂城等部分組成,是中國各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場所。民族文化宮建成后,舉辦了類型繁多的文化交流和豐富多采的民族藝術活動,對促進中華各族人民的文化藝術交流,增強民族團結,擴大國際間友好往來,起到了良好的作用,被中華各族人民親切地稱為“民族之家”。著名作家劉心武曾經對民族文化宮作過這樣的描述—— 
位于復興門內北側的民族文化宮。我以為這是一件杰作。我喜歡它,這并不是因為它中央的塔形主樓,與兩翼的環(huán)臂形輔樓,喻示著民族大團結,以及“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”,其造型非常之“切題”。我主要是覺得它那亭子頂不僅一點不勉強,而且在形態(tài)、體量以及色彩上,對整個建筑群起到了視覺上的統(tǒng)率作用。它墻面上窗門的數(shù)量也比例得宜。特別是整棟建筑所采用的裝飾性配件,既不顯得繁瑣“搶戲”,也不令人感到疏落沉悶。它整體上慎用鮮紅、明黃等暖色(這本是為了“圖解”而最省事的做法),偏偏采用了藍色和綠色等冷色調的配置,營造出了一種寧靜安謐的和諧氛圍,這就從更深的層次上,宣喻出了中華民族勤勞質樸、熱愛和平的可貴性格。 
劉心武不是建筑學家,更不是藝術家和設計師,他對建筑和城市的評論,卻能夠使我們今天專業(yè)的藝術家和設計師認識到——傳統(tǒng)文化對于現(xiàn)代設計之重要!甚至重要得須臾不可以離開。 
北京后來又仿效建國十周年十大建筑之先例,評選了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、90年代十大建筑。選出一批能夠代表80—90年代北京,乃至中國建筑藝術的建筑,譬如80年代的北京圖書館新館、中國國際展覽中心、中央彩色電視中心、首都機場候機樓、北京國際飯店、大觀園、長城飯店、中國劇院、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紀念館、地鐵東四十條車站;90年代的中央廣播電視塔、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、新世界中心、北京植物園展覽溫室、首都圖書館新、清華大學圖書館新館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、北京恒基中心、北京新東安市場、北京國際金融大廈等等,它們也許是80—90年代中國商品化大潮中最有文化品位的建筑,譬如有專家對90年代十大建筑作這樣評論:“本次揭曉的作品中已能更多地感受到現(xiàn)代化或稱為民族式的現(xiàn)代化建筑創(chuàng)作的氛圍。今天,呈現(xiàn)在公眾面前的新十大建筑,已經趨于國際性,從某種視角上可體會到國際化大都市的腳步及姿態(tài)!睆倪@段評論我們可以看出,在新的歷史時期,中國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又在新的條件下開始了現(xiàn)代設計的探索。然而,一個時代的文化,對藝術家和設計的影響是巨大的,信息化、全球化、商品化……一個充滿浮躁文化氛圍的時代,不可能不在藝術作品中有所反映。所以,我們常常在今天的藝術創(chuàng)作中感覺到一種全球化的商業(yè)氣息,以及為了商業(yè)化的目的,在形式上極盡仿古抄西,因此,也就很難見到象民族文化宮那樣具有清新文化藝術氣息的設計作品。 
這里還可以舉證中國第一高、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廈——上海金茂大廈,這是興起于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“摩天大樓文化”的代表作品。據(jù)說金茂大廈的設計者——美國SOM設計事務所,為了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,把大廈設計方案凝煉成中國古典建筑——塔的形式,但看上去似乎有牽強附會之嫌,無論如何,我們很難在它的身上,感覺到傳統(tǒng)文化藝術與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完美的結合。據(jù)說由美國KPF設計事務所設計的超級摩天樓——上海環(huán)球金融中心,建成后將成為世界第一高的建筑。大廈頂?shù)膱A洞架設觀光橋廊,暗喻環(huán)球大廈是“世界金融中心”和“世界橋梁”。但是,這種近乎瘋狂的舶來品的“摩天大樓文化”,給人留下的只能是“石崇比寶斗富”式的商人氣息,人們仍然難以看到真正的主流意義上的文化與藝術。事實上,美國時任總統(tǒng)小布什在上海APEC會議期間,把上海的浦東說成是美國紐約的曼哈頓,就已經表明我們在浦東的現(xiàn)代設計中,已經沒有了文化與藝術,如果說有,也只是小布什認同的美國式的商業(yè)文化。有文化的建筑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,如果從這一意義上說,浦東的摩天大樓,就很難說是有生命力的建筑了。 
今天社會給建筑師提供的創(chuàng)作空間是十分寬泛的,我們期盼著他們?yōu)槲覀兊默F(xiàn)代設計提供更多象民族文化宮那樣的藝術珍品,至少,能夠設計更多具有文化內涵的建筑。 
繼續(xù)追尋傳統(tǒng)文化的現(xiàn)代設計 有兩位具有藝術家與設計師雙重身份的大師,一位是在中國大陸的韓美林,另一位是在中國香港的靳埭強,都是國際藝術與設計界的知名人士。他們的名氣,來源于他們的設計作品,而他們的設計作品,正是藝術與科學、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完美結合的藝術珍品。 
靳埭強是一位敬業(yè)而又卓有成效的設計大師,他曾經獲得過300多個設計類的獎項,很多是國際平面設計界一流的大獎,其中包括數(shù)十項紐約創(chuàng)作歷年展優(yōu)異獎;亞洲廣告獎之最佳機構形象設計;美國洛杉磯國際藝術創(chuàng)作展金獎;日本字體設計年刊之最佳作品、九月水銀金獎;多項美國CA獎;波蘭第一屆國際電腦藝術雙年展冠軍;1991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之設計師年獎;1998年獲香港杰出成就大獎。因為靳埭強對設計界的杰出貢獻,1999年被授予香港紫荊勛章及20世紀杰出藝術家與設計師。如果說靳埭強的藝術設計之路,就是今天中國藝術家與設計師努力追尋的現(xiàn)代藝術設計道路,那么,靳埭強對自己的探索和成就如是說—— 
我是一個很有藝術理想的設計師,我堅持讓藝術、文化體現(xiàn)在我們的作品中。有了這樣的堅持,才能把一件看似相互矛盾的東西(商業(yè)的要求和文化的要求是有矛盾的,藝術的要求和市場的要求也是不同的)做成精品。 
靳埭強主張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髓,融入西方現(xiàn)代設計的理念中去。他同時強調:這種相融并不是簡單相加,而是在對中國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。例如中國銀行的標志,整體簡潔流暢,極富時代感,標志內又包含了中國古錢,暗合天圓地方之意。中間一個巧妙的“中”字凸現(xiàn)中國銀行的招牌。這個標志可謂是靳埭強現(xiàn)代設計文化思想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 
為了探索中國企業(yè)形象的路線,靳埭強提出建立“真、善、美”CI的主張。真、善、美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最基本的東西,把它運用到中國企業(yè)形象設計當中,本身就是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的一種完美結合。靳埭強在談到他為中國銀行進行標志設計的時,講了如下一番CI設計感悟。他說: 
良好的企業(yè)形象必須具備3個條件:一是真的形象,真的本質。企業(yè)形象必須符合企業(yè)的真實性格,絕對不能模仿抄襲,或照本全搬。CI工作者應了解企業(yè),確定企業(yè)的文化,塑造出企業(yè)的真形象。二是善的理念,善的行為。企業(yè)必須有清晰完善的理想和目標,上下一心貫徹在對內對外的行為中,建立出類拔萃的形象。三是美的內在,美的外在。企業(yè)本身具備美的內質,是建立美的企業(yè)形象設計的基礎。 
靳埭強的中國銀行標志設計,正是這種設計理念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它有一個“真”的形象。一是原創(chuàng)——不抄襲、不模仿(靳埭強說:這個標志是百分之百的原創(chuàng)設計,后來成為全國很多機構爭相抄襲和模仿的對象);二是識別——有個性、不類同(靳埭強說:世界各地銀行的標志意念與造型類同者很多,中國銀行標志與眾不同,容易辯識,顯出獨特的個性);三是份屬——合身份、創(chuàng)文化(靳埭強說:中國銀行的標志造型完滿大方,符合國家專業(yè)銀行的身份,更包含著中華民族特色的企業(yè)文化)。 
有一個“善”的行為。中國銀行的理念一向是根據(jù)國家金融政策而確立,朝著國際化、集團化、企業(yè)化、現(xiàn)代化的方向,以新的姿態(tài)為發(fā)展中國外向型經濟提供高效、優(yōu)質、全面的金融服務。 
有一個“美”的形象。一是立意——意念先行,以形取神(靳埭強說:標志是由結了紅繩的古錢啟發(fā)出創(chuàng)意,錢孔與紅繩構成了“中”字,現(xiàn)代的造型內涵著民族特色);二是創(chuàng)新——承先啟后,破舊立新(靳埭強說:以古錢為形象的標志,并非始于中國銀行。最重要的是怎樣將一個平凡的題材,賦予新的造型,表現(xiàn)創(chuàng)新的意念);三是活用——適身合用,靈活生動。 
靳埭強在企業(yè)標志設計過程中,講了一句至理名言——標志形象不是流行時裝,追隨潮流,人有我有的東西。我們之所以說他的這句話是一句至理名言,是因為這句話對我們的藝術設計有指導意義。標志設計必須具有個性,沒有個性,就不是標志。五星紅旗是中國的標志,她只能是中國的標志,不能有第二個或者更多,有,就不是標志。 
我們從靳埭強的所有設計作品中,都能夠感受到強烈的中華文化氣息,這也正是他藝術設計成功之所在。如果說,靳埭強的成功,還有什么捷徑的話,那就是把傳統(tǒng)文化融匯到現(xiàn)代設計當中去,使設計作品更具有文化氣息,以此增強設計的感染力度。創(chuàng)造,是藝術設計永恒的主題,沒有創(chuàng)造,也就沒有了藝術設計的生命力。創(chuàng)造是需要有底氣的,這底氣不是來源于抄襲——照抄照搬古人和洋人的東西,而是來源于文化與藝術的積累。這種積累,正是任何一位成功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身體力行,孜孜以求傳統(tǒng)文化與藝術的結果。同樣,韓美林的藝術設計成功之路,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。 
韓美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1980年,韓美林在美國紐約波士頓等21個城市舉辦個人畫展,圣地亞哥市頒發(fā)給他榮譽市民金鑰匙,紐約曼哈頓還宣布1980年10月1日為韓美林日。在美國期間,更有哈佛大學勞倫斯藝術學院邀請他到該學院講學。1983年,韓美林有六幅作品入選聯(lián)合國發(fā)行的圣誕卡。1989年以來,他已在世界二十多個國家舉辦個人畫展。韓美林先后為美國亞特蘭大市等多個城市創(chuàng)作了數(shù)十件巨型的城市雕塑,1996年經過17個國家頂尖藝術家的競爭,最后只有3件雕塑作品入選為第26屆亞特蘭大奧運會標志性雕塑,其中就有韓美林的作品,那個花崗石鑄銅雕塑《五龍鐘塔》,被永久陳列在亞特蘭大世紀公園。如今,世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,都收藏有韓美林的藝術作品。 
韓美林的藝術作品,不論是繪畫、雕塑,還是設計,不但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(tǒng)藝術,同時也吸收了西方藝術的精華,他把寫實、夸張、抽象、寫意、工筆、印象等諸多手法巧妙地融為一體,使作品達到高、深、新、遠的境界。他為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設計的標志,只用簡單的四筆,畫出一只美麗、可愛,而又富貴的鳳凰在空中翱翔。 
盡管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譽,在藝術上不斷創(chuàng)新,但韓美林卻從不失去一個真正藝術家和設計師的使命感。他說,藝術強調個性、強調民族性和地域性,借鑒可以、取代不行。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,“中”和“洋”,中為主。一個藝術家,心里必須裝著自己的民族,離開了自己的文化土壤,就沒有可能結出藝術之果。中國藝術需要前進,但前進需要一個起點,千萬不能離開底線,這個底線就是中華民族。我們可以吸收國外的文化,但必須進行消化,把傳統(tǒng)和現(xiàn)代意識進行完美的結合。他說:“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民族的東西,就沒有趣了! 
韓美林認為,藝術的成功,在于有“根”。這個根就是中華民族之根,它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沉淀,深植于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,不管我們承認與否,它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審美觀、創(chuàng)作觀。有根的藝術才能夠枝繁葉茂日益強大,沒有根的藝術最終不過是浮萍一葉,曇花一朵,經不起時間的雕琢。而藝術的根,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當中的,扎根在我們本民族幾千年來的優(yōu)秀民族文化當中的。因而,生活和民族性,是藝術創(chuàng)作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。韓美林說:民族文化與藝術,是撫育每一個中華大地藝術家的母親。 
韓美林認為,藝術要達到世界水平,就必須依靠民族傳統(tǒng)加上現(xiàn)代意識。世界藝術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藝術的末日到來之時。在吸收中西方藝術傳統(tǒng)的關系上,我們必須擺正兩者的位置。中洋結合,以中為主。古今結合,以今為主。源流結合,以源為主。這不是保守,也不是僵化,而是一個很有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。 
對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,使韓美林的藝術創(chuàng)作走上了成功之路。他為中國北京申奧設計的會徽,就是一個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設計思想完美結合的經典設計。韓美林說:任何一個圖案標志的設計,最關鍵就是簡潔明快,干練易懂,還要有較深的內涵和不落俗套,這是擺在每個設計者面前的難題。北京申奧會徽標志的成功,正是這種設計思想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 
北京申奧標志是由奧運五環(huán)的藍、黑、紅、黃、綠這五種顏色組成的五角星形狀,又以中國手工藝品的“盤長”方式相互環(huán)扣在一起,這就代表了華夏傳統(tǒng)的‘中國結’形象,還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團結、協(xié)作、交流、發(fā)展、攜手共創(chuàng)新世紀。整體圖形又好似一個打太極拳的人形,乃是中國古老傳統(tǒng)體育文化的精神體現(xiàn)。雖然北京申奧成功已經成為歷史,但它的成功,不能不說這個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設計方案,發(fā)揮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力作用。 
不獨韓美林和靳埭強,許多沒有浮躁氣的、不以金錢為追逐目標的藝術家和設計師,在全球美國化的今天,也在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,為中國的現(xiàn)代藝術與設計,探索著,開掘著。盡管依舊的艱辛,依舊的苦澀,但卻是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民族文化與藝術,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。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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